来源： 瞭望
“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开了八次会议，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，此外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，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。仅仅一年的时间里，能有这样的推进速度，应该说是非常高效了。”在接受《瞭望》新闻周刊采访时，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如此判断。
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，谢春涛认为，要发动群众参与改革，引导社会支持改革，引导社会舆论和各方预期，汇聚起全社会支持改革的正能量。
《瞭望》：具体到全面深改的实践中，改革需要着力破解哪些难题？
谢春涛：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观念上的问题，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不同。比如“姓资还是姓社”的问题、“姓公姓私”的问题、计划和市场到底是什么主义的问题等，过去观念上的障碍很多。
而现在的改革，更多是利益调整上的难题。正如李克强总理讲的，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。在改革的过程中，大家都怀有期望，都希望在利益调整中，自己所在的阶层能够得到较多利益。要做到所有的改革让不同的阶层都得利，这不现实。
面对这种情形，一方面得有公平正义的观念，把握好这一点，绝大多数的人是会支持的。一些人哪怕短时利益受损，其也能理解。另一方面就是如何在操作上考虑得更周全、更稳妥。在实施上，要做到蹄疾而步稳。
另外，改革也面临其他一些问题，比如十八大以来，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，从严治党、从严治吏。有一些公务员，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比较失落。现在有人明确讲，应给公务员提高待遇。如何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，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。
《瞭望》：有观点认为，现在改革的环境约束越来越大，如何应对？
谢春涛：国际环境难以支撑高速发展，扩大内需也面临不少制约。投资拉动尽管也很重视，但毕竟容量有限。推动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都面临困难，这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客观环境。
与此同时，在三期叠加阶段，尤其是经济下行的环境下，不能说与改革完全没有关系。现在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正在改变，包括强调依法决策、干部考核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等，会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对发展的速度不重视。再比如反腐败的高压下，一些人会等待观望，基层公务员因收入较低出现心态失衡等，这些都与经济发展有关系。其他如强调科学发展，重视环境保护，调整结构和淘汰落后产能，本身跟发展速度又是存在一定矛盾的。
这就面临取舍的问题。权衡利弊，是要牺牲环境追求快一点的速度，还是宁可速度慢一点，也要健康、可持续的发展？毫无疑问，中央选择的是后者。现在尤其强调通过改革释放红利，解放生产力。总体上，改革与发展并不矛盾，应该是以改革促发展，以改革增动力。
《瞭望》：如果对过去一年多来的改革进行总结，你认为体现出什么特点？
谢春涛：总的来讲，改革有四个特点。一是速度比较快。改革的时间跨度一共也就六七年的时间，在这个时间范围内，要完成那么多的改革，任务艰巨。但按照目前的速度来看，进度很快。
二是比较平稳。像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，尽管触及到了既得利益群体，但改革都是在平稳推进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。再比如公务用车改革，省部以下取消专车，这涉及到大量领导干部，过去往往不大愿意去改的领域现在都推出来了。类似这样的改革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。
三是改革注重法治。有的改革需要修改法律，有的改革甚至需要修改宪法条文。如果在法律没修改之前就实施，法律的权威就受到了损害。即使是需要试点的领域，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。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强调不要抢跑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，这一点体现得很充分。
四是更多体现了公平正义。习近平总书记就三中全会决定作说明时，就特别强调了公平正义。这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价值观，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。改革是利益调整，利益调整怎么调，得有指导思想。改革要让绝大多数人受益，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。从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到后来的具体推行举措，都体现了这一要求。
这几个特点也反映出，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在2013年定出这样的方案，能在2014年平稳推行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分不开的。习近平总书记讲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这句话在改革上就体现得很充分。
有人甚至把中国的改革与西方的改革进行比较，比如美国的医保改革就很艰难。而中国的改革，范围和力度都大得多，进展也快得多。这与中国的体制有关，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强有力的领导有关。（王仁贵）